酒香中国，9000年

在前不久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上，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如是说。

当酿酒史的刻度，从5000年，一路向前推进到8000-9000年，我们其实在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中华文明的精神根系，究竟深扎于何时？

酒，或许正是答案的一部分。

这并非一篇寻常的考古简报，而是一场沿着时间纵轴，重新理解“酒为何物”的文明之旅。

8000年前的红曲香

嵩山东麓，双洎河畔。河南新郑裴李岗村的麦田泛着金黄。麦浪之下，便是刚刚入选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裴李岗遗址。

东部生活区、西部墓葬区、南部墓葬区……随着发掘面积不断扩大，一幅距今约8000年前的聚落图景，正从考古人员的手铲下缓缓浮现。

踏入这座古老聚落，你会恍若闯进一座史前的“综合工坊”。先民们将粗大的原木与黏湿的泥土层层夯筑，筑起一座座坚实的红烧土房。房屋四周，灰坑与陶窑错落分布，制陶、酿酒、染色等手工业活动在此蓬勃开展，先民的生活也因此格外丰盈。

制图@好酒地理局

更令人惊叹的发现，藏在陶壶之中。考古人员在多件陶壶内壁，检测到丰富的红曲霉菌丝和闭囊壳，以及带有发酵特征的稻米淀粉粒。

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王凯解释说：“他们利用人工种植的稻米制作红曲霉，发酵食物，进而酿酒。通过植物大遗存分析，裴李岗人已经形成了黍、粟、稻混作农业体系。”

由此，一幅8000多年前的生活画卷徐徐展开：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走出洞穴，在河谷平原扎根安家，他们春种秋收，巧手制陶，还不忘用余粮酿上几壶好酒。

美国社会学家亨利·摩尔根曾将人类社会演进划分为蒙昧、野蛮与文明三阶段，并以技术发明作为分界标尺。在他看来，农耕方式的变革与劳动分工的出现，正是文明诞生的关键特征。

▎当人类从原始部落发展到文明社会时，职业分逐渐成为固定的社会角色，这推动了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形成。图源@千图网

若将裴李岗遗址置于宏大的文明视野中，一个问题油然而生：中原腹地，为何会采用源自南方的稻米来酿酒？

这说明稻作农业在由南向北传播的过程中，先民做的不仅是耕种与推广，他们还掌握了复杂的酿酒技术。当酒香飘进日常生活，社会分工便悄然萌芽，反过来刺激了对稻米的稳定需求，进而成为农业扩散的一股强大推力。

南方的稻作技术一路北上，落入黄土，化作酒香。一种不以血缘为界、不以山川为隔的文化共同体，就这样悄然形成了。

制图@好酒地理局

以裴李岗文化为中心，红曲霉酿酒技术趁着仰韶文化扩张的东风，沿黄河一路西行，直至关中盆地。陕西西安半坡、临潼姜寨等遗址的陶器残留物中，也发现了类似的红曲霉发酵特征。

还有一条路线是顺着汉水南下，进入江汉平原。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的一些遗址里，也发现了植物酿酒的化学残留物，但工艺可能因地制宜发生了改变，有的混了块茎，有的改成菱角、豇豆。

制图@好酒地理局

总体来看，嵩山周边是目前已知红曲霉酿酒技术在北方最早的起源地。而且传播呈现出“中原核心—外围递减”的梯度格局，恰恰说明中原技术确实在早期文明里起到了“领头羊”的作用。

酿酒技术之所以能够跨越山河、生生不息，口腹之欲只是表层的答案，更深层的动力，藏在精神信仰的深处。

放眼世界，酒在许多古文明中都扮演着人与神灵之间的信使。古埃及人将啤酒敬奉给神明，那些酿酒的秘方，则被当作圣物，小心翼翼地藏在神庙深处。

在裴李岗遗址的南部墓区，专家发现陶壶常被置于墓主西侧，作为陪葬之物。这意味着以酒敬祖的传统，从这一刻起，酒不再只是饮品。它作为凝聚社群、沟通人神的使者，见证着中华大地从蛮荒一步步走向文明的漫长跋涉。

从通神走向治世

从裴李岗西行，翻越秦岭，抵达陇东高原，我们步入仰韶文化的广阔天地。

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至5000年，是黄河流域最具分量的史前文化之一。这一时期，酿酒技术更趋成熟，酒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。

2025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，向我们展示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宏大图景。

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的董志塬上，碳十四的检测将它锁定在距今约5100至4700年，比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代还早了1000年。

制图@好酒地理局

经考古学家初步确认，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，相当于汉唐时期20个县城的大小，超过8座故宫的恢宏。试想一下，你在这座古城中徒步数日，或许连城中心都未曾走到。

真正定义这座古城的，是它最核心的九座大型夯土台，占地约30万平方米。虽然面积只有整个遗址的二十分之一，却如众星拱卫北辰，以不可撼动之势，镇守着这座5000年前的都邑。

当地人给这片核心区取了一个浪漫得不像考古的名字——九女绾花台，仿佛九位仙女用黄土和汗水，编织一朵绽放了5000年的文明花朵。

九台沿对称轴线铺展，北台圆融如天，东西八台方正似地。考古学家推测，圆台用来观察星象，祭祀天神，方台则用来监测地脉，敬奉地神。

天圆地方的宇宙理念，就这样被先民夯筑进黄土，成为大地上永不褪色的坐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九台堪称史前超级工程。以当时极为原始的建设条件，大约需要5000人经年不辍的劳作方可完成。

如此强大的社会动员力，指向一个共识：南佐遗址已具备早期国家气象。

制图@好酒地理局

在主殿东侧的一个祭祀空间里，考古人员集中出土了9件小口平底彩陶酒瓶，每个半米来高，瓶盖、瓶塞一应俱全。如此精细的器物设计，折射出南佐人对酒这一“液体资产”的珍惜，也昭示着祭祀中的酒绝非寻常之物。

更引人注目的是，这些酒瓶并非孤零零的存在，而是和几百件大小不一的白泥小罐、朱红大彩陶罐错落交织，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酒器组合。

如此盛大的酒器规模，让人不禁追问：在早期国家初露曙光的时代，究竟是谁有资格在九台前的宫殿里举行宴饮？答案指向了王权与神权合一的统治者。

恢宏的宫殿中，宴饮与祭祀轮番上演。酒成为他们展示权力的信物，分配资源的工具，联结部落的纽带。

▎南佐遗址出土的陶罐 图源@视觉中国

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《左传》所言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的史前雏形。南佐的酿酒和用酒，已经超越了裴李岗时期的个人和家庭层面，进入了国家礼制的高度。

南佐遗址出土的酒器，改写了黄土高原在文明版图中的定位。5000年前，这里并非边缘，而是一个有礼制、有组织、有国家雏形的中心。

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漫长进程中，黄土高原原来始终稳居舞台的中央。

从历史中走来

历史长河奔涌至商周，酒终于迎来了它的制度化时代。

殷商甲骨文中，“酒”“醴”“鬯”频频现身。鬯是浸了草药的香酒，专奉于祭祀；醴是低度的甜酒，温润可口；酒则是充分发酵的饮液。三种酒，三种等级，三种用途。

周武王克商之后，《周礼》中记载了“酒正”“酒人”等官职，酿酒已被纳入国家管理，成为礼乐文明的重要载体。

然而，制度可以划定酒的边界，却无法穷尽酒的潜力。真正让中国酒文化生生不息的，是之后几千年里，一代代酿酒匠人不断突破的技术演进。

秦汉之际，酿酒悄然蜕变，它不再只是口耳相传的民间经验，而开始迈上技术化的台阶。东汉《四民月令》详细记录了不同月份酿不同酒品的时令法则，这说明古人已深谙温度与季节对发酵的微妙影响。

民间酿酒之风如火如荼，一种通过分批投料来精准控制发酵的“九酝酒法”也应运而生。这一工艺穿越2000年时光，至今仍在古井贡酒的酿造中生动延续。

▎《九酝酒法》被誉为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酿酒法，距今已有1800余年，代代古井人奉之为圭臬。摄影@好酒地理局

唐宋两代，酿酒迎来文化与技术的双重高峰。李白“斗酒诗百篇”的豪情，映照出一个酿酒技术成熟、酒文化繁荣的时代。匠人们把心力倾注于制曲，通过调控温度、湿度、原料配比，来精准驾驭曲的酶活力与香气特征。

宋代匠人更上层楼。这时为了解决低度谷物酒容易酸败变质的顽疾，他们首创低温加热法来杀灭生酒中的杂菌，以便让酒能长期保存。这项技术的原理，和700多年后欧洲出现的“巴氏消毒法”如出一辙。

可靠的灭菌技术，让酒可挣脱了现酿现卖的枷锁，一跃成为上架销售的商品。这就不难解释，为什么我们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能看到汴京城内酒楼鳞次栉比、酒旗迎风招展的繁华景象。

元代时，蒙古帝国的扩张撕开了欧亚技术通道，蒸馏酒法伴着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传入华夏，和本土谷物酿造传统交融，催生了中国特色的高度蒸馏酒。

▎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-考古发掘现场 图源@李渡酒业

2002年，江西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破土而出，元代酒窖、炉灶、完整的蒸馏设施一一显露真容，无声诉说着当年烧酒生产线的成熟与繁忙。这一发现不仅将中国蒸馏酒的实物证据锚定在元代，更让李渡戴上了“中国烧酒祖庭”的桂冠。

从此，以蒸馏为提纯手段的白酒，与以坛陈为特色的黄酒，形成了一南一北、一清一厚的双峰对峙格局。

明清时期，酿酒业如百花竞放。回沙工艺在这一时期诞生，茅台正式定名，山西的汾酒锤炼出“清蒸二次清”的纯净，四川泸州守着泥窖酿出的浓香……如今这些名扬天下的工艺体系，其根脉皆奠基于这一时期。

图源@泸州老窖

从新石器时代的自然发酵，到商周时期的人工曲蘖，再到唐宋以后的蒸馏技术，中国酒的酿造工艺经历了一次次革命。但无论如何变化，一些核心要素始终未变：以粮谷为原料，以曲为糖化发酵剂，以开放式自然发酵为工艺特征。

技术的连续性，构成了中国酒文化最深厚的底色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恰恰可以在史前考古中找到源头。

最后，让我们从史前回到当下。

2025年10月16日，工信部发布《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（2026—2030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首次把酿酒和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中药、文房四宝这些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并列齐观。

在今天的中国，酿酒之所以被称为历史经典行业，并非全然仰仗政策的托举，而是由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活态遗产、文化传承共同构成的厚重底蕴。

2003年，在剑南春“天益老号”约12万平方米的遗址中，考古人员清理出26口酒窖、5座炉灶、1口水井，以及晾堂、粮仓、蒸馏设施等完整生产遗迹，涵盖了从原料处理到成品酒酿造的全过程。

▎天益老号上启南齐，距今约有1500年的历史。作为国内历史最久远且仍在生产的窖池群，天益老号承载了剑南春厚重的历史渊源。图源@剑南春

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，这里还首次发现大曲窖与小曲窖并存，证明清代当地酿酒业已能分窖生产不同酒类，专业化程度远超想象。

中国考古史上，还有一种发掘是在酒窖的呼吸中同步完成的，这便是位于四川泸州的1573国宝窖池群。

明万历年间，泸州武举人舒承宗解甲归田，采集城南五渡溪独有的黄泥，在营沟头筑窖，开创了人类首次利用土壤中己酸菌、丁酸菌等微生物发酵生香的酿造历史。

发展至今，泸州老窖的1619口百年以上窖池、16处古酿酒作坊，以及纯阳、龙泉、醉翁三大天然藏酒洞，一并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入选数量和类别高居全行业之首。

制图@好酒地理局

值得一提的是，泸州老窖的窖池，不是陈列在展柜里仅供远观的文物，而是仍在参与日常生产的活态生命体。古窖泥中繁衍的微生物群落，经过数百年驯化，赋予了酒体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——这正是任何现代技术都无法复制的核心资产。

当整个行业陷入同质化竞争的困局，这些有据可查、有物可证且仍在生产的“活态文物”，便成了最具说服力的品牌背书。

当然，考古成果对白酒行业的赋能，远不止于为品质叙事提供背书。在全国联合申遗的大背景下，那些默默运转了千百年的白酒酿造窖池，正悄然化身为中国白酒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。

在行业从高速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，当一瓶酒可以将自己的历史追溯到9000年前，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商品，而是一种文化符号。这种符号价值，在消费升级与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，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力。

中国白酒从不缺少历史，只是需要在每一个时代，找到与历史对话的全新方式。2025年的考古发现，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中国酒文化的珍贵契机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.薛凤旋.中国城市文明史[M].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22.

[2].韩茂莉.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[M].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.

[3].大象时政. 新郑裴李岗：酿酒染布 8000年前古人的“先进生活”有多美？[EB/OL]. 河南省文物局，

[4].李韵，王笑妃.考古解码何以中国——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亮点扫描[EB/OL].光明日报.

[5].王赛时.中国酒史[M].济南: 山东大学出版社，2010.

[6].李后强，刘淼.老窖学[M].北京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，2025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