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与酒，一场穿越时空的新春对饮｜年味地理⑤

从战争工具到经济载体、文化象征，从帝国兴衰、民族融合与世界体系形成的关键推动者，马深刻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。

并且，在不同的文化中，马都是一种相当正面的精神图腾。

中国人讲“龙马精神”，赞其昂扬向上；说“老骥伏枥”，敬其志在千里。西方神话中的天马佩加索斯，亦象征着超越与神性。

2025年联合国设立7月11日为“世界马日”，肯定其在经济、社会与文化遗产中的地位。2026年农历马年的翩然而至，更添上一重属于春节的、温热而喜庆的时序寓意。

正是在这悠久的迁徙与交融中，另一种人类文明的重要风物，酒，也随之飘散四方、酝酿新生。

马背上的文明演进

人类学家普遍认为，马匹的驯化与马车的传播，构成了古代世界体系形成的重要动力。

若无马，大陆间的互动网络将难以建立，文明的交流与演进亦将放缓脚步。

大约6000年前，在中亚草原上，人类驯化了最早的野马，随后逐渐向西亚、南亚、欧洲与东亚扩散，马成为推动文明进程的关键伙伴。

▎自从马被人类驯化后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随之快马加鞭。图源@AI生成

在哈萨克草原北部的波台遗址，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马骨，其中不少带有骑乘、食用与祭祀的痕迹。

在中国，确凿的家马与马车遗存可见于商代。殷墟出土的马骨基因显示，其血统与欧亚大陆多地的马种相关，暗示着早期的东西交流。

中原虽非天然宜马之地，却始终渴望良驹。甲骨文中已出现“马方”“多马羌”等称谓，指向那些善于养马的部族。

据《尚书·牧誓》记载，武王伐纣时，“戎车三百辆，虎贲三千人”。戎车即战车。由于马“寓兵于农，隐武于国”，周代时便把掌握军政和军赋的官称为“司马”，以突出马的重要性。

由马拉动着战车，也拉动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。到战国时代，赵武灵王向匈奴学习“胡服骑射”，单骑取代战车，骑兵自此登上历史舞台。

这场军事革命不仅改变了战争形态，也催生了养马业的兴盛。秦、汉、唐三代，马政强弱几乎与国势起伏同步。

汉高祖就曾劝民养马，增强物力，以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。汉武帝两征大宛求取“汗血宝马”（又称“天马”），既为改良马种，也映射出那个时代对速度与力量的向往。

一匹天马，足以激起君王跨越山河的野心。但马的意义，远不止战争。

广袤的亚欧大陆上，马长期是连接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纽带。通过“茶马互市”“绢马贸易”，马背上的民族与中原王朝持续交换着茶叶、丝绢与马匹。

▎马是连接不同民族的重要纽带，推动了多民族的融合与发展。图源@AI生成

这种以需求驱动的贸易，自宋明以来日趋制度化，成为贯通南北、东西的重要渠道。就这样，马在战争、贸易与迁徙中不断穿梭，将离散的文明碎片缀合成网。

也正是在这些流动的旅途上，美酒悄然随着马蹄的起伏，浸润了不同的土地与人情。

马蹄下的酒文化迁徙

说起马和酒，大多数人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，大概是马奶酒。

想象一下：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牧民将新鲜马奶倒入皮囊，挂在鞍边。马背起伏，奶液在颠簸中与时间悄然作用，几天后便成了略带酸香、清冽爽口的饮品。

图源@AI生成

这几乎是“移动酿造”的最早范例，承载着游牧民族“逐水草而居”的生活哲学，远至西汉时期，便有记载，至蒙元时发展至巅峰，被列入“蒙古八珍”，成吉思汗命名为“赛林艾日哈”，意为“御膳酒”或“宫廷酒”。

但马对酒的贡献，可不止于贡献自己的奶。它更像一位古代“快递员”，靠着四蹄，把酿酒的原料、配方乃至喝法，送到了从前去不了的地方。

最经典的例子，是葡萄的东游记。

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汉武帝时期，张骞通西域开辟通道后，汉使在西域采蒲陶（葡萄）、目宿（苜蓿）种归，其中苜蓿作为优质马饲料，被广泛种植。而葡萄，当时只算得上是“搭赠品”。

▎早在2500年前，欧洲栽培的葡萄已沿着贸易商道进入我国新疆。公元前139年，当张骞第一次“凿空”西域时，天山脚下的新疆已遍植葡萄。图为莫高窟第323窟：张骞出使西域。图源@视觉中国

但在后来的历史中，这可是件大事。

葡萄一来，直接给中国酒单上添了个全新品类：葡萄酒。汉唐几百年间，天马、苜蓿、葡萄在诗文中常常同时出现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“马背上的植物传播链”。

李白写“卢橘为秦树，蒲萄出汉宫。”王维写“苜蓿随天马，蒲桃逐汉臣。”王翰写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”刘禹锡写“自从雪里餐毡后，不羡葡萄压架红。”……

虽然当时的葡萄酒还是只有贵族官僚才能享受的稀罕物，但种子已经埋下。并且，在古代国家交往中，以葡萄酒为代表的美酒，还常常作为贡品，承担着超越饮用的外交使命。

《册府元龟·外臣部·朝贡》载：唐贞观年间，“高昌王麴文泰遣使献葡萄酒”。而当唐军攻破高昌后，甚至特地将当地葡萄种和酿酒法引入皇家园圃。《旧唐书》中记载：“及破高昌，收马乳蒲桃实于苑中种之，并得其酒法。”

图源@AI生成

这种以酒为礼的传统沿袭不衰，元明时期，从西域到暹罗、琉球的使团，仍常将本地佳酿作为重要贡品，献给中原皇帝。

《元史·文宗纪三》载：“西番（即吐蕃）、哈喇火州来贡葡萄酒。”《明实录·英宗实录》载：“暹罗国遣使臣柰思利等来朝，贡……蔷薇露、奇南香、苏木、胡椒、象牙、犀角及酒。”《明实录·孝宗实录》载：“哈密忠顺王陕巴遣使贡马及葡萄酒。”

除了这些官方层面的外交之礼，更鲜活、更持久的酒文化传播，则长期发生在那些官方记载之外的漫长商路上，就比如纵横西南的茶马古道。

丝绸、茶马、美酒

古代的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，都是由马支撑的长期交换机制。马背驮来的不仅是货物，还有一套精妙的社交语言。

在中国的西南山区，马的“物流革命”催生了更接地气的传奇。伴随着古代“茶马互市”交易政策的兴起，在山高谷深的川藏、黔滇等地，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民间经济组织“马帮”。

马帮寒来暑往，源源不断地驮着丝绸、茶叶、粮食、盐巴、美酒等生活物品与战略物资，往返于川藏、黔滇深山之中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。

马蹄的无数次踢踏下，一条举世闻名的道路，“茶马古道”，就这样诞生了。

制图@好酒地理局

广义上的茶马古道，以云南、四川、西藏为中心，覆盖了周边的湖南、贵州、广西、甘肃、陕西、宁夏等省区， 并进一步向外延伸到了缅甸、印度、老挝、泰国等东南亚、南亚国家和地区。

而茶马古道上商旅、马帮和当地居民对酒的需求旺盛，刺激了酿酒产业的发展。许多城镇和村落因酿酒而兴起，形成了独特的酿酒文化村落和产业集群。

如今西南地区许多酿酒名镇，其背后都离不开茶马古道的身影，如川酒主产区邛崃，以及酱酒重镇茅台镇、二郎镇，都是其中一员。

位于成都平原西南边缘的邛崃，便是茶马古道西出四川盆地的门户，早在秦汉时期，就是通往西南夷（今云南省、缅甸等地）“蜀身毒道”路线上的重要驿站。

▎兴于唐宋的茶马古道曾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商贸走廊，也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形成和兴起。古时的邛崃便是其中之一，邛崃的酒业正是因此而发展兴盛。图源@视觉中国

这里地处北纬30°黄金气候带，温和多雨、丘陵起伏，自古便是优质茶区，更是世界黑茶的发源地之一。历史上这里所产的“边茶”，专供藏区，经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运往青藏高原。

邛崃还是自古以来的好酒产区，文君当垆卖酒的故事，从西汉流传至今。唐时，邛酒已名扬天下，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隐、韦庄等人都曾留下诗篇。

借助茶马古道远销各地的，除了茶，自然也有邛崃的酒。

明清时期，邛崃的酒便在天全、芦山、宝兴、雅安、荥经、小金等茶马古道川藏线必经之路上畅销。据地方志记载，当时邛崃“商贾辐辏，酒肆林立”，且“所产之酒，行销康藏、滇黔”。

而在毗邻的贵州，茶马古道的影响远不止于商品往来。它像是一条流动的技艺之河，将酿造智慧带入深山，与本地风土交融发酵。

历史上，四川、贵州地区在历史上的茶马互市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特别是贵州高原，既出产茶，又出产马，茶马文化相当发达。

在“地无三里平”的贵州，山地马曾是绝对的运输主力。这种马体型紧凑，耐力出众，恰是穿越崎岖山道的行家。

▎贵州马属于优良品种，为西南山地型，驮、挽、乘兼具，具有短小精悍、体质结实、行动敏捷、性情温驯、适应性广等诸多等特点。图源@AI生成

早在宋代便在川黔交界处设置买马场，黔马便通过边境马场贸易，开始成为中原军马的重要补充。

到了明代，黔马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仅洪武十七年至永乐年间，贵州地区就贡献了超过四万匹马。

马匹流动的方向，也是文化与技术流动的通道。

穿梭于滇黔、川黔古道的马帮，不仅驮运茶叶与盐巴，更无形中成为酿酒技术的“移动课堂”：中原的蒸馏技艺随着商旅传入，与西南本土的发酵传统碰撞融合；沿途的窖池建造、曲药制作经验也因此得以交流改进。

图源@AI生成

例如明代中叶后的晋商崛起，便将杏花村汾酒的清香技艺，带去了全国。往西穿过河西走廊，清香一路走到吐鲁番盆地，往西南顺着茶马古道，一直走到川黔开枝散叶。

空间和时间上的重叠，让人仿佛穿过历史的迷障，看到一条条古道悄然成为白酒工艺的传播走廊。

而马、茶、酒在贵州的故事，最终交汇出了闻名世界的名字。

1915年，在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，来自贵州的茅台酒与都匀毛尖茶都获得了金奖。而在当时，贵州大山中的货物仍主要靠马匹运输。

时代的马蹄声再次向前走，2014年，茅台发布了行业第一款生肖纪念酒，甲午马年茅台，拉开了生肖酒序幕。

▎贵州茅台酒十二生肖系列 图源@贵州茅台

十二年一个轮回，随着2026年马年再次来临，生肖酒已从单个品牌的首创，发展为整个行业共鸣的文化表达。

在中国春节日益成为全球共享的节日、生肖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的今天，这杯酒里的意味变得格外悠长。

从戈壁到青山，从马背到桌席，从大漠使节手中的贡礼，变成山间马帮囊中的慰藉，如今又化作生肖轮转间的纪念。

马，已经从一个过去帮助人类跨越地理阻碍、运输酒香的实际载体，化身为一个文化符号，一份眷恋与祝福。